2002年2月16日，中国选手杨扬在盐湖城第19届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领奖台上向观众致意。赵迎新/摄

雅典奥运会上，刘翔第一个冲过终点，“迎风飞翔”。 赵迎新/摄

陈露在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的精彩瞬间。赵迎新/摄

2022年1月13日至14日，短道速滑项目北京冬奥会选拔赛第二、第三站在北京首钢园进行。图为吉林选手韩雨桐(前)在比赛中。视觉中国供图

那封寄给未来的信仿佛冥冥中与冬奥会呼应

杨钟玮(口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钟的(整理)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2004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我是曲棍球项目的医疗专业志愿者，实际上就是担架员。

2007年，我们团队就在“好运北京”测试赛开展志愿服务了。那年我大三，刚学完解剖学、生理学，还在学医的入门阶段，并没有执业医师资格。因为曲棍球运动员很多都是身高一米九、体重两百斤的大个子，所以担架员都是像我一样壮实的男生。

当志愿者有辛苦的一面。我们要设想和应对很多复杂情况。抬担架怎么起身、怎么发力，4个担架员怎么配合，第一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这些细节都要经过训练。为了更真实地模拟现场，当时我们没有使用假人帮助训练，而是让团队里最重的人扮演“伤员”。

医疗专业志愿者在场内工作，要遵循复杂的赛场规范。运动员倒下时，没有指令长的命令，志愿者不能自作主张冲进比赛场地。参加国际赛事，有时候就要抑制医生救人的本能，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忍住时也得忍住。

当然，成为志愿者也有享受的一面。比赛结束时，我们会拿出北大的校徽、北京奥运会的纪念品和运动员交换，我至今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小玩意儿。当时，志愿者可以免费搭乘公交车，当我们穿着志愿者制服、挂着胸牌，能清楚地感觉到其他乘客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

北京奥运会曲棍球场是临时场馆，奥运会闭幕后，过了几年就被拆了，当时我们还去缅怀一番。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就建立在国家曲棍球场的原址上。在我眼里，这不仅是奥运遗产的传承，也是我的“双奥”记忆的延续。

2015年7月31日，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那时我已经毕业从医。相比夏奥会，冬奥会的医疗保障要求更为复杂。以滑雪项目为例，如果运动员在雪道上受伤，最快的抵达方式也是顺着雪道滑下去，这就要求救援人员会滑雪。

2017年年底，北京市针对全市医生开展了一次滑雪技能的选拔考试。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很早就爱上了滑雪运动，国内的高级雪道都有信心驾驭，于是顺理成章地入选了这支“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那段时间，别人去上班，我去参加滑雪培训，心里还有点暗爽。

但在2018年，我被委派到新成立的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工作，协调张家口赛区的医疗保障工作。这个工作肯定会和滑雪医生的工作冲突，我因此主动放弃了当滑雪医生的机会。

按照国际雪联的要求，首诊医院应当距离滑雪场地15分钟路程以内，让伤员在第一时间得到专业救助。张家口市区的大医院离赛区太远，最近的医院是崇礼区人民医院。但是，这家医院此前只是一家二甲医院，无法满足奥运会保障的需求。

北医三院接管以后，用几年时间把这个昔日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医院，打造成一家具有顶级软硬件的现代化医院。现在，崇礼医院建起了CT复合手术室，实现在手术过程中做CT，这是很多城市的大医院都不具备的条件。冬奥会期间，救援直升机可以直接降落在医院停机坪上。

作为崇礼医院医务科科长、冬奥协调办公室主任，我除了操心医护队员的衣食住行，在疫情背景下，更要保证同事的安全。走哪个楼梯、怎么消毒，进入闭环后如何防止感染，都要做好预案。赛时，我将同时使用五六台对讲机，对应不同领域进行协调指挥，快速地接受信息，处理后再快速分发、指派任务，我几乎变成了最会玩无线电的医生。

北京冬奥会一共有109块金牌，其中51块金牌将产生在张家口赛区。冰雪运动的受伤风险很高，让受伤运动员在第一时间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是中国医疗力量的体现。我很荣幸，能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双奥”故事。

2008年，完成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志愿者工作后，我受邀参加残奥会闭幕式。残奥会闭幕式的主题是“给未来的信”，观众和运动员都得到了一张特殊的明信片，大家可以在上面写上祝福的话，寄往世界各地。虽然当时北京还没有获得冬奥会举办权，但这封给未来的信，与今年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仿佛冥冥之中的一种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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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中的故事未完待续 这里就是它的续篇

吴一凡

从小喜爱英语的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成为一名志愿者，为中外游客介绍京张、解读冬奥。自从来到京张高铁车队，我距离梦想越来越近了，我与冬奥的故事也从此开始。

2019年9月，京张高铁筹备组正式成立，随之而来的是为期两个月的封闭式培训：从消防安全知识的学习到客运规章业务的巩固，从英语表达的每日一练到手语老师的谆谆教导，从职业妆容的展示到形体礼仪的训练……毕业两年的我再一次沉浸于校园式集体生活的氛围中，每日的“比、赶、超”式学习让我收获满满。

我永远不会忘记，2019年12月30日凌晨，穿着“蓝制服”的身影踏着急匆匆的步子，穿梭于一趟又一趟列车中，借着微弱的光检查着车上的整备情况，我们都清楚几小时之后，对于我们、对于京张的意义。那一晚，没有一趟列车上的“红制服”是踏踏实实合了眼的，有幸值乘于首发智能车上的我，承担着开通首日一段中英文设备设施介绍的任务，早已拟好的稿子，因为种种原因改了又改，天蒙蒙亮之时，才确定最终内容。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冬奥对于京张有着怎样无法言说的意义。追梦京张，从这一刻启航。

2020年暑期，我有幸被选入暑期通道车的值乘人员名单，面对疫情形势下60天的隔离期挑战，在与家人简单沟通过后，我赶忙收拾行李，开启这个不一样的暑运之旅。艰苦的“站台练兵”，从妆容到表情，从站姿到走姿，从摆臂到步幅，一口号一动作，三圈加到四圈……直到坚持到最后一天卸车。经历了这个暑期的历练，距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

2020年12月18日，我在参加“迎冬奥”崇礼雪地摇滚音乐节录制活动时，看到了其他来自各行各业的冬奥会志愿者。我们都还记得，那一天，室外温度零下18摄氏度，睫毛间平均每3分钟结霜一次，但冰天雪地之下，无法冻结的是我们似火的热情，在场的歌手们也在用他们的方式表达着对冬奥会的热爱和期待。

2020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开通一周年。这一年，我有幸值乘北京至张家口方向列车，单程172公里，每天往返于两城之间8趟，一年下来十几万公里的里程，见证着我的成长之路。我从对京张印象仅限于课本上的“小白”，成长为熟悉它的人文历史、沿途景色的潜心学习者，从一名按指导书流程化作业的列车员成长为注重细节、以人为本的服务者，从一位对冬奥有兴趣的普通人，成长为助力冬奥、服务冬奥的志愿者。

我清晰地记得，在车队举办的周年活动上，我在字数不多的演讲稿中，讲述了筹备过程中的苦，记录了京张开行之初的难，道尽了值乘条件之下的酸，也留下了一路坚持之后的甜。缓缓抬头，才发现红了眼眶的不止我一人。如果说演讲稿中的故事未完待续，那么这里就是它的续篇。

2021年1月15日，首次踏上瑞雪迎春列车的我，感受着智能化和科技感带来的震撼。次日，顶着高压的我圆满完成了讲解任务。2021年7月20日，距离冬奥会仅剩200天时，我十分幸运地在北京北站开往延庆站的G8883次列车上，与对冬奥有着同样热爱的旅客朋友们，共同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2022年1月6日，由北京开往崇礼方向的列车开通，值乘于当天的列车上，我为媒体朋友们解答着智能列车上的智能设备设施，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在与京张高铁相伴的日子里，我从一名见证者、体验者，变成了一名参与者，京张铁路不再仅仅是小学课本上的一纸文章，更是肩上的责任、使命与担当。

(作者系京张高铁车队乘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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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滑首位世界冠军陈露：每一次孤独中的突破 都只为一个更高的梦想

陈露(口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任冠青(整理)

1995年，我身着红衣，在伯明翰世锦赛中一举夺冠——那是世界花样滑冰冠军录上第一次写上“中国”二字。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影像资料非常少，只有时任新华社摄影记者的赵迎新老师拍摄的一组照片。后来，赵老师形容我是“孤独的中国花样滑冰‘皇后’”。

某种程度上，“孤独”的确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特点。花样滑冰是一项源自西方的体育项目，当时我们国家的花滑整体水平与世界水平差距太大了，很多时候，我在国际舞台上都是“一个人的队伍”。所以，最初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很简单：只要别是倒数第一就行。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时，只有12岁。比自由滑的那天，我正好过12岁生日，那次赢了五六个选手，自己感觉挺满意的，后来还得了个“冰娃娃奖”。

多年后回看，会发现我后来取得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此前的这些探索和努力。作为一个开拓者，虽然孤独，虽然很艰难，但每一次突破都令我感到兴奋。这让我一直保持好奇心：我是不是还能再进一步?还能去实现一个更高的梦想?一切都是未知而又充满希望的。

从1995年起，我开始有意将中国风的内容融入花样滑冰。选择这一时机，背后是有一定考量的。当时国际赛场的裁判大部分都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理解程度有限。如果是一名初出茅庐的运动员，贸然引入东方文化可能会被忽略，无法引发观众的共鸣。1995年，我已经跻身花滑世界一流水平的行列，自己也很喜欢中国风的音乐，于是作出了全新的尝试，开始使用《望春风》《梁祝》等中国风乐曲。

虽说这些音乐都是中国风，但它们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也会融入我自己的情感和理解。比如，《望春风》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心境、一种状态。因为要表现春风拂面、万物复苏的感觉，所以所有的手势、动作都很流动，仿佛春风微微吹过，花朵盛开，柳枝随风摆动。

在1998年冬奥会上，我选择用一曲《梁祝》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演出。在那场表演中，我演绎的不是祝英台，而是自己的成长故事。当时，我的精神高度专注，仿佛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滑到最后一点都不累，觉得再滑一整套都没问题，那种状态完全就是“滑疯了”。

除了奖牌的收获，花样滑冰给我的精神世界也带来很多欢乐。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慰藉，可能是马拉松，可能是追剧，我的慰藉便是在冰上自由地滑行。前段时间，头戴老式耳机、脚蹬花滑冰鞋，在国贸冰场上醉心“独舞”的姬凯峰大爷火了。其实，他的这种状态特别好，学习滑冰并不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能够从中找到情绪的出口，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本身就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现在，我选择开冰场、做教练，把自己的所知所学教给中国的孩子们。据我观察，这些年中国的冰雪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小时候，训练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没有室内冰场。因为花滑比较小众，能排上冰场训练都要到后半夜。我记得每次训练都是凌晨“出动”，在冬日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下，借着月光不停地滑。

如今，专业的冰雪场地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家长愿意让孩子学习滑冰、打冰球等运动。前几天我去崇礼滑雪场时，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象：很多年轻父母带着两三岁的小宝宝，让他们站在雪板上“出溜”，特别好玩。我觉得，冰雪运动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这次，冬奥会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祖国首都北京，在自己的家门口召开，这是一件特别令人骄傲的事情。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希望我们的冬奥健儿们能够抓紧最后的时间，在家门口的赛场，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一定会大大加速我国冰雪事业的发展脚步，让曾经冷门、小众的运动真正“热”起来。

(作者系中国花样滑冰首位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奖牌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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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摄影官”赵迎新：并不是总能胜利，但有一种精神永不言败

赵迎新(口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任冠青(整理)

我的职业生涯中，与奥运有两重奇妙的缘分：一是作为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多次记录奥运史上的精彩瞬间，另一个是作为“奥运摄影官”深度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运营工作。

有人说，奥运会拍摄常常会有遗憾，因为实在没办法“再来一次”。不过，作为体育摄影记者，迷人之处也正在于此。你需要精力特别集中，才能捕捉到最有魅力的一瞬间。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考验的是记者的判断力。

在我的摄影生涯中，见证过很多激动、振奋、感人的时刻。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场无比胶着的比赛。2004年，中国女排夺得雅典奥运会的冠军。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这是中国女排在20年之后夺得的又一块金牌，可谓来之不易。决赛时，前两局中国女排都是失利的，到最后一局还在一分一分地“咬”。

当时，我作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放弃拍摄决定最终输赢的扣球时刻，而是把视角放低，去拍救球的瞬间——因为我要表现这场比赛的胶着状态，奖牌的来之不易。当时运气也很好，我抓到了杨昊飞身扑救制胜一球的瞬间。此后，我一直珍藏这个瞬间，因为它能够生动地表现出女排姑娘顽强的拼搏精神。中国女排并不是总能胜利，中间也有跌跌宕宕、起起伏伏，但姑娘们在困难中表现的永不言败的精神，是十分动人的。

有时候，我也会乐于拍一些运动员在赛场外的日常。1998年，姚明18岁，从上海队被选入国家队。我想在他正式进入国家队之前，拍拍他在上海队的日常生活。我发现，除了个子比别人高一些，姚明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看起来有些清瘦，话不多，人很随和。当时，我拍了他刮胡子、指导队友操作游戏机的场景，非常放松。

多年后回想这些影像，又另有一种意味，因为它们展现了一位后来非常杰出的运动员，在年轻时代的成长历程。特别是男孩子刮胡子的场景，是一种从青涩到成熟的象征。这种象征，不仅是指他的事业，还有心理、社会经验、思想上的成熟过程。其实，这也是女性摄影师的一种优势：女性往往在观察上更加细腻，对情感的捕捉更为敏锐。可能许多照片一眼看上去不是那么惊艳，但有时会非常耐人寻味。

如果说摄影记者更多是“单枪匹马”地干活儿，那么奥运摄影官则更偏重于对重大赛事的综合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聘请为北京奥运会的摄影运营官(Photo Chief)，也是奥运历史上第一位女摄影运营官。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总监安东尼第一次见面就对我说：“Cindy(我的英文名字)，这是一份Tough(艰难的)工作，你要做好准备。”

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有一天时，我数不清接了多少电话。每个场馆，多多少少都会有尚未解决的小问题：主新闻中心、赞助商、场馆水下视窗、“猫道”、摄影卡车，等等。我开车从这个场馆到另一个场馆，电话就没停过。那天，我这个老司机第一次开车走了神，撞到柱子上。各种突发事件及时被“扑火”，最终，开幕式圆满成功。

如今回想，参与过这么多届奥运会，我对奥运精神的理解也愈加深入。正如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所说：奥运是对过往的朝拜，对未来的信任。他在发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时，非常强调比赛带给人的荣誉感，比如一定要有奥运会开幕式，要有正式的颁奖仪式。这种荣誉感也会激励人们为了一个目标去不断克服困难，去奋斗，向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目标努力。

这些年，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腾飞式发展。上世纪90年代我们采访花样滑冰运动员陈露时，都为中国有了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而感到激动，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拿到了如此多的金牌。最近几年，中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同样举世瞩目。这些突飞猛进的变化，与我们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有关系。比如，现在冰场、雪场更多了，冰球等很多原来比较冷门的运动也在近些年飞速发展，很多项目都成为大家日常生活的一种娱乐。这样的群众基础，自然有利于促进更多优秀运动员的产生，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期待这一体育盛会取得圆满成功，也相信它能够进一步普及全民冰雪运动，鼓励更多人走上冰雪。

(作者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报社社长，2008年北京奥运会摄影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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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奥运 一座钢城

林树心

对绝大多数北京人而言，2008年都是一个让人无法忘怀的年份。伴着《北京欢迎你》的歌声，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奥林匹克圣火与“中国印”的注视下盛大召开。紧张刺激的16天赛程，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的首都，也让北京市民见证了无数更高、更快、更强的精彩瞬间。

从气势恢宏的开幕式，到亲切包容的闭幕式，精彩的时光稍纵即逝。然而，盛会散场后，北京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有人对“鸟巢”“水立方”等奥运地标如数家珍，有人更加看重申奥、办奥为城市文明留下的“隐形遗产”，还有人看到了过去不曾发现的机会与空间。

在众多生活因奥运而改变的北京人中，徐伯便是其中一员。不过，和大多数人不同，对徐伯和他的许多同事而言，2008年更像是一个“离别之年”。

上世纪80年代大专毕业后，徐伯便走进了有着“十里钢城”之称的首钢厂区，开始了他的“钢铁生涯”。在厂区里，他从小徐变成了老徐，又从老徐变成了带有尊称意味的“徐工”。与此同时，随着北京城区的扩大与发展，昔日西山脚下的“钢城”，渐渐成了毗邻市区的“工业污染源”。

为了实现城市转型，也为了还北京一片蓝天，2005年，首钢正式启动搬迁计划，开始将重污染、高能耗产业迁离。2008年，燃烧了几十年的4号高炉正式熄火，而徐伯也因此不得不面对工作地点的转变。对于“首钢大搬迁”，徐伯的心情十分复杂。北京终于迎来奥运会，躬逢盛事，他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感到骄傲。与此同时，尽管知道，黑烟滚滚的炼钢厂非得搬离不可，可真要告别自己工作了半辈子的首钢园区，心里依然不舍。

钢厂搬走了，徐伯的家仍在石景山，打开窗户就能远远望见停产高炉高耸的烟囱。在小辈面前，他总说搬迁得好——北京的空气干净了，钢厂的设备更新了，他的职级和工资也上涨了。但独处时，他常常想起年轻时在厂区的运动场上打篮球、在厂区的剧院里看电影，伤感自己熟悉的老地方时过境迁。

首办奥运会之后，北京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每年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好。对于徐伯熟悉的旧厂区的活化再利用，集团、区政府、市政府都不乏精彩规划，但他知道，自己心心所念曾经活力四射的“十里钢城”，已经不复存在。

2016年，徐伯正式退休。也正是在这一年，北京冬奥组委首批工作人员入驻首钢园区，为首钢园点燃了全新的火花。首钢园区将在冬奥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沉寂多年的园区瞬间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意义。对见证过“首钢大搬迁”的首钢人而言，这件事的意义不仅是厂区复苏这么简单，同时也意味着曾经“为奥运牺牲”的首钢，如今成了堂堂正正的“奥运主场”。得知这件事后，徐伯特别高兴，他时常带着孙辈到老厂区里走动，给他们讲述自己年轻时见证过、经历过的首钢往事。

不久之前，首钢园区进入冬奥会召开前最后的准备阶段，徐伯暂时没法再带小朋友去园里逛了。但他很开心，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就能看到被网友称为“高跟鞋”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不久之后，这座跳台就将上演一场场冰雪之上的“巅峰之战”。尽管天气很冷，运动员心中的热情，却能与曾经在这里熊熊燃烧的高炉形成穿越时空的互动。

夏奥休眠了这座“钢城”，冬奥又唤醒了这座“钢城”。以这样的方式亲历两场北京奥运，是徐伯这样的首钢人独有的体会。对许多徐伯这样的人而言，他们的奥运记忆不仅是电视屏幕上的比赛，更是独一无二、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奥运会是一件大事，也正由此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