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是舶来品，问世于17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源自古希腊戏剧的剧场音乐。尽管歌剧的演出和戏剧一样，都是凭借剧场的典型元素，如背景、戏服、表演等，但歌剧是以歌唱和音乐来交代、表达剧情的戏剧。相对于戏曲音乐程式化特征上的“一曲多用”，歌剧则更倾向于“专曲专用”。

由浙江音乐学院创排的该院首部原创歌剧《国之歌》，就是运用歌剧的表演形式，通过“救亡抗争、入党盟誓、囚牢言志、携手谱曲、号角长鸣”五个乐章的艺术呈现，来彰显抗日斗争中人民音乐家聂耳与著名剧作家田汉同仇敌忾，为唤醒民众而齐力创作、共同谱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感人故事。

歌剧《国之歌》剧照

《国之歌》排演是第六期浙江省中青年剧本扶持项目，由该院艺术实践处、声乐歌剧系、作曲与指挥系共同策划，并邀请国家一级导演倪东海执导，青年编剧陶国芬担任编剧。该剧的所有演员以及主创人员都由浙江音乐学院师生担纲，且实力雄厚。比如饰演安娥的国家一级演员、浙江音乐学院声歌系教师郑培钦，她原是浙江歌舞剧院首席歌唱家;饰演聂耳的解本康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是该院成立研究生教育以来培养的第一位民族男高音，也是浙江音乐学院一位集演唱、教学、创作、弹奏和编配为一身的复合型教师;作曲的张昕是浙江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教授，创作了多部室内乐及管弦乐作品，另一名青年作曲家朱慧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博士，现任教于浙江音乐学院作曲与指挥系。

在二度创作中，《国之歌》注重舞台多样语汇运用的有机融合，构筑与主旨内容相匹配的新形式;作曲设计注重音乐语汇的独特性与主题音乐的鲜明性，以及人物主要唱段设计的传唱性;舞台空间设计简约大气、虚实相生，并注重场景与服饰的年代感和再现感，着眼于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塑造，来赢得当下观众对主旋律作品的认可与肯定。

《国之歌》宣传海报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国之歌》时间定位在1933年至1935年这两年时间内，通过五个人物的情感纠葛、矛盾冲突，展现了聂耳与田汉的战友情，与词作家、中共地下工作者安娥的同志情，以及与爱国青年紫姝的相知之情。

在《国之歌》的戏剧审美观中，爱国主义是第一要义。纵观全剧，均围绕聂耳的歌曲创作而展开，特别是通过《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过程，来奠定聂耳这个人物形象。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事实上，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关头诞生之后，激励着四万万同胞，筑起血肉长城;后又鼓舞着亿万中华儿女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奋斗，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作用。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歌剧《国之歌》剧照

作为一名有天赋的作曲家，可以说，聂耳23年短暂生命可歌可泣。自古云：“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这里所谓的“心声”，指的当然是发自心灵的声音。那么，聂耳是如何抒发“心声”的呢?

在《国之歌》一开头的《序幕》里，聂耳站在上海外滩码头，而远处停泊着日本战舰，他看到的是：一边，码头工人们正在吃力地运货，他还听到他们凄惨的哀鸣——“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眼睛都迷糊了/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另一边，歌女正在卖唱——“为了饥寒交迫/我们到处哀歌/尝尽了人生的滋味”。于是，聂耳开始自问：“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这自问饱含着痛心疾首的意味。他遂自答：“不!不!不不不!”“兄弟们团结起来!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驱逐列强!”

这场血与火的洗礼，通过聂耳在抗日游行中不幸腿受伤、客串了一把电影里的矿工等情节助推，终于庄严地呼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心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而这“心声”，也已显出高度的精神品位——唤醒民众!不做亡国奴!

聂耳当然是一位爱国主义战士，他创作《义勇军进行曲》，除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展现自己的价值，还有更重要的、同民族的命运相关的目的。在第三场里，聂耳身处日本的小屋里，一边读着《风云儿女》的电影剧本，一边遥想祖国，他这样唱：“同志们可干得热情如火?昔日里并肩作战多快活，今日我远隔重洋独飘泊!”足见聂耳那种不仅反抗所遭遇的欺凌，而且致力于所向往的理想，大有若为自由而一切皆可抛弃的气势。

歌剧《国之歌》剧照

时空转换写意灵动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戏曲演出处理方法有其特定的假定性及时空观，不受舞台有限空间的限制，完全以人物的具体表演活动来确立舞台环境，因而在运用舞台空间上具有更充分的自由。对此，歌剧《国之歌》兼收并蓄，灵活运用。

在第三场里，导演倪东海把聂耳(身处日本小屋)、田汉(屈居监狱一角)、安娥(置身上海寓所)、紫姝(剪影)四个人物的存在空间展开在同一个舞台上，并作定格：聂耳停止读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田汉放下了抱着的小豆苗、安娥停笔、紫姝思念。随即，聂耳想念起“田老大”、安娥姐、可爱的小妹妹紫姝，“饱受思念折磨”;安娥心念着聂耳，盼望他“学成归来保家邦”;田汉更心飞东瀛会聂耳，唱道：“你孤雁儿离群索居，我雄鹰折翅陷囹圄!”四个空间的自如切换，强化了这份思念的力量，更能催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当然，聂耳与田汉、安娥早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志同道合，后者还是聂耳革命征途上的引路人。在第一场里，当田汉和安娥来到联华影业公司摄影棚杂物间看望聂耳时，是带着神圣使命的——向他作重要宣布：“你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伴随着党旗前“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组织，永不叛党!”这一虽简单却崇高的宣誓仪式的完成，从此他们是“战友同志情相依”，革命路上“共命运同呼吸”。

于是，聂耳与田汉为这份沉甸甸的牵念道出了真情：“天涯海角，知己难逢!血脉相连，心意相通!”随即，空间急转，撤去日本和监狱的景，变战地炮火的虚空空间，田、聂二人对唱，从田汉问“耳朵，你在读《风云儿女》吗”，聂耳答“我在读”起始，在对唱中回顾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交织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喷涌而出拼搏的激情，最后演化为铿锵有力、悲愤无惧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美妙音符。正如安娥所言：“散落的音符汇集到一块就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是音乐的价值!”

《义勇军进行曲》无疑是聂、田合作的问鼎之作，也是他们心意相通的见证。在剧中，导演倪东海通过空间转移，并借鉴电影中的“溶入”与“溶出”手法，将“内心动作”与“外部动作”、“过去的戏”和“现在的戏”融合在一起，完成了他们人格的升华。

歌剧《国之歌》剧照

坚守本真抒情风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戏剧理论家谭霈生认为，戏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内质和外在形式既有稳定的因素，又有变异的成分，因而对它的认识就不能僵化。

戏剧教育家、话剧导演艺术家徐晓钟则提出：“坚持和发展现实主义美学，在更高层次上学习和继承我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原则，有分析地吸收外国戏剧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这些观点，无疑为《国之歌》的演剧样式与风格特色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该剧导演倪东海也表示，根据歌剧以歌唱与音乐来交待和表达剧情的戏剧演剧特征，处理与把控好歌剧中抒情独唱的咏叹调与朗诵说明的宣叙调之间的表现关系，借鉴歌剧作品成功的范例，融合话剧、音乐剧、戏曲的多样艺术手法，强调时代特征与歌剧特性，探索与尝试西洋歌剧中国化，古典戏剧通雅化，美声与民族唱法融合化的新路子，正是《国之歌》实验的方向。

歌剧《国之歌》剧照

在剧中，第二场与第四场均歌唱过想有个家的“小豆苗”，其实“小豆苗”是个意象，象征着爱与和平。虽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要想心安，只是奢望，但盼着“民族解放日月新，亲人团聚永不分”，是被列强抢掠的中国人共同的心愿。“小豆苗”还像一个跳跃的音符，亦暗示着聂耳的以音乐表心声，又为聂耳的战友情、同志情、相知之情找到契合点，毕竟情是感受体验的产物，而并非出于知觉经验的抽象推延。“小苗儿，别害怕，心若安，哪都是家。”既是对动荡人生的无奈感叹，又是对胜利到来的无尽遐想，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展现了一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家国情怀。

正如全程参与《国之歌》策划编排的浙江文艺创研中心秘书长、浙江音乐学院艺术实验处副处长蒋巍所说，《义勇军进行曲》的目的就是唤醒民众、救亡图存，这与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高度一致的。“我们用歌剧形式再现这一创作过程，同时也把这份初心和使命传承下去，激励当代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让文艺创作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激励人民向上向善的重要力量!”

诚然，作为一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革命者，聂耳成长经历未免单薄，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稍显薄弱。这使得《国之歌》还有待经过热血锤炼的生命旋律的优化，从而让观众能更好地体悟国歌词曲中所蕴含的深邃思想内涵。而当我们回眸历史时，也能作更明晰的梳理与总结。

我们相信经过打磨，这个歌剧定会有新的变化与完善。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