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复排剧照摄

《奇袭白虎团》是山东省京剧院两出革命现代戏经典看家戏之一，另外一出是《红云岗》，又名《红嫂》。2020岁末，这出红色经典再现于首都舞台，四场演出，首都的观众带着常态化防控时期的谨慎仍选择热情地走进剧场，送给这出戏高上座率和谢幕时的掌声雷动。

为什么观众会如此热情和欢迎?观众来看什么?这份喜爱背后是什么?给当下的艺术作品创作和生产什么样的启示?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回答的。

红色经典自带怀旧的情感光芒，但往日情结并不是经典能成为经典的主要原因。剧场里有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而1964年6月5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正式亮相的《奇袭白虎团》，戏龄至今已有56岁。这戏里确实有过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有样板戏演员们自我人生的起起伏伏——他们有能力将戏立在舞台上，但对命运随之而来的升沉，却无能为力。但当代都市剧场里的观众，不会因为数十年前的“情结”而沉醉于怀旧消费。

靠怀旧和情怀，一出戏走的路不会这么久，这么长。红色经典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还是因为它们自身的艺术价值。只有凝结在作品里的，艺术上的思考和汗水才会成为历经时代风云以后唯一留得下来的东西。剥离“样板戏”三个字的时代背景，红色经典作为经典而存在的，仍然能被当代观众接受和赞誉的是艺术上的成就，这一点，才可以使作品穿透岁月永远发光。

那么，《奇袭白虎团》究竟在创作上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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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袭白虎团》是什么人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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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奇袭白虎团》的演出史，会发现这出戏创作于1955年。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从1951年起就时时刻刻随军演出，1955年，在《志愿军一日》上读到《杨育才带尖刀班深入敌伪军白虎团》的报道以后，志愿军京剧团决定将这个故事作为朝鲜战场上的第一部新编现代戏搬上舞台 。当时的创作者有这样几位：方荣翔、殷宝忠、曾广发、李贵华、李师斌，在山东省京剧院1964年出版的《奇袭白虎团》剧本上署名为：李师斌、李贵华、方荣翔、孙秋潮。

孙秋潮是1963年正式介入《奇袭白虎团》剧本整理与创作的，1960年前后，他是山东省鲁剧艺术研究院的编剧，曾任执笔整理改编蒲松龄俚曲《墙头记》为吕剧。1963年，为了准备次年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奇袭白虎团》的剧本被送往文化部讨论，座谈会后剧本需要深加工，编剧孙秋潮和导演尚之四正式介入，这两个人对于《奇袭白虎团》的精细化和深加工是功不可没的，也奠定了《奇袭白虎团》能够在1964年北京的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上脱颖而出的基础。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参与创作的那些人。

方荣翔，自幼就是裘盛戎亲传弟子，坐科尚小云荣春社，是享誉全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殷宝忠，梨园世家，刘(鸿生)派开蒙，富连成坐科，拜师谭富英，在《奇》剧中扮演政委，后来是山东省戏曲学校的老校长;曾广发，中国戏曲学院1960年毕业生，《奇》中扮演志愿军尖刀班战士，之后是山东省京剧团的老团长;李贵华，参加过四平战役和解放海南岛的文艺战士，在志愿军京剧团时期与方荣翔一起参与演出，后任青岛京剧团导演、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导演 。

《奇袭白虎团》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表演成就，是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成就，这些最早的创作者都是演员本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因为，这出“动作”为王的作品，这出充分发挥了演员“身上的玩意儿”的戏，最早是演员群体自己选定和创作的。为什么演员选定的戏能够成功?因为他们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和附着于身体上的技术，他们比任何人都知道在何种情况之下，自己的身体能够传递出怎样的情绪和感情?他们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四功五法”能表现什么?表现到什么程度?——京剧，是“身体”要首先在场的艺术。

于是，我们看到虎跳、跪搓、抢背、旋子、云里翻……，看到闪转腾挪、翻腾扑跌，看到用京剧的形式表现现代战争的排雷、匍匐前进、近距离刺刀格斗、飞身跳跃钢丝网……，这些表现完全不同于传统戏曲舞台上对冷兵器时代战争场面的表现，完全不同于传统戏的开打和走边，但却都成为了可能。

这些表现不是编剧在文本里给演员的表演“留出来的表演空间”，更不是导演搬胳膊弄腿指挥出来的动作，是那些“身上”有“玩意儿”的演员自己给自己找到的表现路径。是表演者自己，将身体的表现力张扬到了极致，而这些表现力，是经由童年的艰苦训练而习得的肌肉记忆，是他们和世界对话的技术，不依赖于任何一种文本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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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袭白虎团》是如何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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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袭白虎团》是真人真事的作品，但却不是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的产物。当我们看到人到暮年的杨育才的照片，那份精干和忠诚依然闪烁在双眸之中。当年人送美称“飞毛腿”的陕西小伙子，带领12个人，用时13分钟，击毙97人，俘虏19人，以尖刀般的速度和气势带领他的尖刀班一举拿下当时南朝鲜最精锐的首教师第一团，也就是赫赫有名的“白虎团”。这样的事迹确实可以用百十个字就描述完毕，但背后的勇气、忠诚、胆略岂是寥寥数语所能述尽的。杨育才所为，充满了英雄慷慨之气，也正是这来源于现实的英雄气概，感染了同在抗美援朝战场的志愿军京剧团。所以，《奇袭白虎团》是从现实中来的作品，不是主题先行的作品，更不是好人好事、真人真事的任务戏。它的创作，发自真心的钦佩，发自艺术的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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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是多余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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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袭白虎团》的创作历程表明了一个鲜明的事实，那就是发挥演员能动性的作品，才会在表演上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编剧可以成为多余的人。从《奇袭白虎团》的创作历史看，场次的分派、舞台的节奏、一直到写实的背景、群演的配备，诸多因素的协同与协作才成就了1972年长影电影版的《奇袭白虎团》。没有孙秋潮和尚之四两位前辈的努力和介入，舞台仍然是粗糙的。

编剧、演员、导演三者的合作，是一个大的话题，其中也涉及到不同种类的剧作、不同剧种的表现力、不同文本等诸多元素。我们不能指望在《奇袭白虎团》一个剧作中就找到什么答案，更不能简单复制一个戏的创作历程。但有一点仍然会给当下的戏曲创作以警示和启示，那就是，演员的表演空间不是本文简单预留就可以完美解决的。一出戏的产生，太多时候需要演员自己的主观能动的选择，一如《曹操与杨修》是尚长荣先生亲自选定的剧本。在剧本的创作阶段，甚至是构思阶段，编与演，就需要通力合作。

如果这些思考能在当下的创作中得到认可和肯定，那也许是65年的经典《奇袭白虎团》应该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