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介绍称，“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一时间，“国宝降级了”的讨论颇多。大熊猫数量多了，会不会“不值钱”了?其实不然。大熊猫受威胁程度“降级”，意味着野外大熊猫濒危状况进一步缓解，而不是受保护等级下降。

据有关记载，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它不仅仅是一个珍稀物种，而且已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友谊交往的符号，在促进传递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中，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截至2016年底，我国在四川、陕西以及甘肃三省共建立了不同级别的67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336万公顷，覆盖了53.8%的大熊猫栖息地，并保护了66.8%的野生大熊猫种群。我国还采取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回归自然等措施，持续开展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截至2020年底，大熊猫人工圈养总数达到633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不仅有效保护了大熊猫，更促进了栖息地内其他珍稀物种种群的恢复与繁殖。比如，秦岭山系的羚牛、金丝猴等我国特有珍稀野生动物，均在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得到了有效保护。

如今，大熊猫“降级”，反映了其栖息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持续向好，也展现了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进步。不过，大熊猫从“濒危”降级为“易危”，并不意味着保护工作停歇，对其保护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所谓“任重”，指的是尽管我国大熊猫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保护工作仍存在一些挑战，比如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大熊猫栖息地明显碎片化;许多人为活动破坏了大熊猫栖息地自然环境，种群间形成了互不联系的孤岛，导致种群分割以及近亲繁殖，物种退化的风险依然存在。

所谓“道远”，意味着大熊猫保护从“濒危”到“易危”，最后到“无危”，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脚踏实地，总结经验，一代一代把大熊猫保护事业持续做下去，为国际社会提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经验。

笔者认为，当前大熊猫保护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深入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一方面，要针对功能定位、权责分配、保护目标等内容，推出国家层面的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在种群密度较高区域，以空中廊道和地下隧道为主要方式，将碎片化栖息地串联成片，优化大熊猫生存环境，减少人为干扰，实现不同种群便利“走婚”。此外，还要推进核心区内生态移民工作，优先将核心保护区内的原住居民调出大熊猫国家公园。

第二，拓展圈养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大熊猫圈养——放归工作的良性循环机制，将培训基地条件成熟的圈养大熊猫投放到小种群濒临灭绝的区域，拓展建立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

第三，建立大熊猫保护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机制。依托大熊猫的知名度，在国家公园一般管控区开展相应的旅游活动。同时，探索聘请具有一定能力的村民参与服务工作和经营性活动。公园内村委会可探索聘请一名国家公园的管理人员，作为荣誉村民参与社区相关事务的管理。

第四，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成效评价机制。探索通过政府部门或者主管单位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建立更加科学合理和有针对性的考核评价方式，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第五，大熊猫保护融入全球合作。加快建成全球大熊猫保护合作平台体系，实现全球科研机构研究大熊猫生态学、行为学等成果共享。增加国外动物园熊猫交流活动，促进科研工作者访问学习。